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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这些部队中，有一支驻扎在陕西的生力军，在其新任师长的率领下，受命出子午谷直逼汉中“勤王”，因中途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该师随即在汉中驻防。这个师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师长的名字叫王耀武。

1936年12月12日，在张灵甫的老家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往敦促其剿共的蒋介石及随同他一起到西安的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由此，西安事变爆发。
其实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当时面对日本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侵略蚕食活动，国民政府步步退让，以期日本能够好自为之，并希望博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处境的同情和支持，出手制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相情愿。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肆无忌惮地暴露，中华民族不仅面临着严重生存的危机，也令蒋介石和政府大员们感到其统治地位已处于危卵之下。在被逼到几乎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方面开始着手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双方的代表邓文仪和潘汉年已经在莫斯科初步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行性。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策依然摇摆不定，对他们来说，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始终是其心腹大患，因此，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在军事上围剿红军，如果能够先将之剿灭，达到“安内”的目的，则一劳永逸，退一步的话，也可以借军事压力在谈判桌上换取更多的筹码。西安事变就是在此关键时刻，逼使国民政府调整对日政策，最终促成了国共双方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虽以和平解决告一段落，但其间的过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事件爆发之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欲进攻西安，以武力解决事端，但遭到了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派的反对，后者竭力主张和平谈判，不以军事压迫张、杨而陷蒋于不测，及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但在此之前，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曾经调遣军队组织讨逆军，进攻西安的部队已经出发行动。在这些部队中，有一支驻扎在陕西的生力军，在其新任师长的率领下，受命出子午谷直逼汉中“勤王”，因中途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该师随即在汉中驻防。这个师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师长的名字叫王耀武。
王耀武早年也是第一师出身。有人说张灵甫认识王耀武，就是因为两人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张灵甫当连长的时候，王耀武做过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又一说是王耀武任第五团中校团附的时候，张灵甫在他手下当营长。这两种说法事出有因，但都不甚准确。
张灵甫与王耀武的确在第一师的同一个旅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两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伐结束之后的整军缩编时期。张灵甫从第二十一师调到第一师第二旅的时候，他在第六团担任第九连连长，王耀武则在同一个旅担任第五团第三营营长，两人并不在同一个团，不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在台湾官方编撰的张灵甫传略中，张灵甫后来也没有在王耀武的第五团担任营长的纪录。不过张连长与隔壁团的王营长因互仰大名而结识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他们同在一个旅的时间也就是几个月，两人此时建立深交的机会应该并不多。1929年蒋桂之战后，张灵甫在独十二旅成立时就被调往该旅任职，待该旅1930年11月调归第一师建制师时，王耀武已经离开了第一师另有高就了。
不管怎么说，两人有过这么一段前缘，好歹也算是故交。1937年下半年，刚刚结束牢狱之灾，赋闲在家的张灵甫想起王耀武驻扎汉中，他的第五十一师又恰好在扩编招人，既然胡宗南不出声，他张灵甫也不能就在家傻等着在第一军这一棵树上吊死，他干脆修书一封，请王耀武拉兄弟一把。
在张灵甫后半生的军旅生涯中，王耀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灵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飞黄腾达，就是自加入王耀武的麾下而始，而他藉以起家的第七十四军，更是王耀武的心血结晶。当然，张灵甫在抗战期间的步步高升，主要还是凭借他自己打仗肯动脑子肯玩命而不断积累的战功，而王耀武这位伯乐对他的赏识和提携，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王耀武是对张灵甫有知遇之恩的长官，他是张灵甫军事传奇的推手。

王耀武的治军特色与张灵甫十分相似，他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平时以负责任守纪律勉励下属，以身作则，对犯纪律的部下不予姑息。在后来的第七十四军时期，早期追随王耀武多年的第五十一师第三○一团团长吴克定在南京战役中畏缩不前，就被王耀武革职。在湖南桃源的时候，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团团长李毅民允许士兵抓了一些战后无主乱跑的鸡鸭打牙祭，也被王耀武革职，并且通令全军。所以第七十四军上下军纪整肃，不像其他一些国军部队那样胡作非为。曾经在王耀武身边担任第七十四军副官处副处长的刘操说：“无论平战两时，全军官兵接受任务都不敢马虎，不存侥幸之心，努力完成。纪律方面严肃认真，上下遵守，不敢违犯。”在个性上，王耀武与张灵甫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个人都很有一些国民党王牌将领的气质：骄傲自信，豪爽直率，固执倔强，争强好胜，而且难得的是，两个人的私生活都称得上严谨。不过，王耀武有两个特点却是张灵甫望尘莫及的。
张灵甫是个比较纯粹的军人，精于作战却不大会处世。他讲话直言不讳，不喜官场应酬交际，也不太懂得敛财，连自己的私蓄都不善打理，丢给亲信下属代管了事，口袋里有几个钱，大部分都被他花在所爱好的古玩字画上。他的收藏中还真有些上品，比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画等国宝级精品。但他对投资经商置产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王耀武则大不相同。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做生意是出了名的长袖善舞，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1928年北伐结束之后，王耀武做起了熟悉的饼干生意，托友人挂名在武汉开办振兴饼干厂，开辟第二职业。此后财源滚滚，在长沙、重庆等地先后开设了分厂。抗战时期，他在宁波、温州、广州等地派人投机倒把，低进高出做各种日用品买卖，大发利市。所以王耀武的个人经济基础远比张灵甫雄厚，以致抗战胜利后两人在南京见面，张灵甫还毫不客气地向王耀武打秋风借钱，惹得王耀武笑话他：“灵甫啊，都是做军长的人了，自己总该有点基础了吧！”
王耀武也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欢喜。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因而对手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请求的时候，无论有用没用，他都会尽力帮忙写介绍信、送津贴。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更是出类拔萃，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些高官身边的亲信甚至门房喽罗都不怠慢，这些人不但会为他适时美言，一个更为实际的好处是保证了他有直达上听的顺畅渠道。王耀武后来能以一个黄埔三期生的资历，越过许多比他资深的高级将官在国民党军界迅速得到提拔，他的这种炉火纯青的社交应酬功夫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单会逢迎拍马，油嘴滑舌的人物。据刘操回忆：“有一次他回忆黄埔生活，津津有味地讲他搞作战实习的情景，讲到他脖颈上系着红带子，讲到他如何坚持5分钟猛打猛冲取得胜利。又讲到老头子(指蒋介石)召见他，表扬他，等等。边讲边笑，滔滔不绝。最后，他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老头子就喜欢我这傻呼呼的愣劲。”
当然，这样一个王耀武是既不愣也不傻的，他的这些特长加起来，在国民党军界的升官图中就创造了“三李不如一王”的奇迹。王耀武凭围剿红军期间的表现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在浙江围剿结束之后，王耀武和他的补一旅被调往松潘高原，在胡宗南率部转往甘肃时接防。虽然他原本是从第一师出来的，却害怕到西北后胡宗南把他改编了去，就走老上司俞济时的门路，帮忙使他继续保持独立。驻防松潘期间，王耀武为在松潘高原上丧命的国民党官兵修建了一个公墓，所清理埋葬的各部官兵遗体超过了一万，多半是病死或饿死，这也算王耀武为老部队死亡的官兵作了一次仁义的功德。1936年春，补一旅撤下高原，在汉中改编为新编第十师，新十师成立的时候仍然与补充旅时代一样只有三个团，只是旅部改称师部。不久王耀武打通了重庆行辕主任贺国光的关系，让军政部核准新十师改成由军政部直接补给的正规军，并核发了第五十一师番号，将该师扩充成两旅四团制的甲种师。王耀武麾下一下子冒出了两个旅部和一个步兵团，原来补一旅的干部不敷使用，他不得不多方利用关系招募新兵，同在西北的第一师，就成了王耀武招贤纳士的对象。
陕甘一带中央军部队的圈子并不大，王耀武部队的异动自然引起正在西安赋闲的张灵甫的注意。张灵甫给王耀武发出信后，在家静候佳音。回复很快就来了，还附带了委任信。以王耀武与第一师的渊源和交情，他对张灵甫在第一师的表现不会陌生，甚至有一种说法，张灵甫的出狱是王耀武做的保人，此说虽真伪难辨，但王耀武对这位学弟的为人和才干十分欣赏应是不错的，他曾经称张灵甫是一条具有秦陇古风的血性汉子，称赞他作战很有办法，这样的干将当然多多益善。由于第五十一师当时没有带兵官的实缺，一开始王耀武给张灵甫任命的职务是第五十一师师部额外的上校高级参谋。这也可以说是王耀武的用人习惯。他的部队设有不少高参、附员一类的闲职，用来延揽人才，以免实缺不足而有遗珠之憾。
张灵甫很清楚，王耀武是校长十分器重的将领，第五十一师也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手组建的嫡系部队，跟着王耀武，在前途发展上不见得就比跟着胡宗南差，干得好的话自然会有出头之日。所以高参就高参，张灵甫也不介意暂时屈就这个没有兵权的虚职，他当时的处境也由不得他耍高傲，收到委任信后他就欣然受邀到汉中报到。

[ 本帖最后由 表情 于 2014-1-16 15: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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